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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名字曾是中国绝密:亲历新旧两时代,愿将一生献宏谋

苍虹旭 科学大院 2019-12-03

52年前的今天,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,一时间,举国沸腾。


今年1月,“中国氢弹之父”在京去世,一代巨星就此陨落。


一句嘱托,许下一生;一声巨响,惊诧世界;一个名字,荡涤人心。


国士无双,民族脊梁,深切缅怀于敏先生!


忆昔峥嵘岁月稠,朋辈同心方案求,

亲历新旧两时代,愿将一生献宏谋;

身为一叶无轻重,众志成城镇贼酋,

喜看中华振兴日,百家争鸣竞风流。

 

这是中国“氢弹之父”于敏先生在73岁时所作七言律诗《抒怀》,也是于老平凡而伟大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 

亲历民族苦难,励志报效国家


于敏先生1926年8月,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(现天津市),知名核物理学家,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获得者,2019年1月16日病逝于北京,享年九十三岁。

 

于敏先生(于春泽摄)


他出身于草根家庭,从小就过目不忘,具有同龄人望尘莫及的聪慧,数理化成绩始终名列前茅。他的童年是在沦陷区的天津度过的,那段生活给他留下惨痛印象,也形成了先天的民族忧患意识,这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学科学爱科学,从事科学研究报效祖国、振兴中华的宏远志向。


1944年,于敏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学习。入学不久,他发现工学院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运用,而不告诉其根源的教学方法并不适合自己。1946年,性格内向、喜欢沉浸在“纯粹”的理论之中的他,出于对个人的兴趣热爱,主动转到理学院学习理论物理,并展现出惊人的天赋。他回忆时曾说:“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,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,也不能受旁人欺负,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,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。”

 

国产土专家一号,盛年展露头角


1951年起于敏先生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、副研究员,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。他在国内率先开展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,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了多篇论文,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,并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《原子核理论讲义》。作为一个未曾留过学的权威物理学家,于敏先生开创性的原子核理论,钱三强称赞他的工作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”。彭桓武院士说:“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,没有老师,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,他是开创性的。”


工作中的于敏(新华社发)


1957年,以朝永振一郎(后获诺贝尔物理奖)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访华,31岁的于敏参与了这场当时在科学研究领域规格非常高的接待任务。于敏的才华给日方留下了深刻印象,朝永振一郎回国后发表文章赞誉于敏先生为中国的“国产土专家一号”

 

中国氢弹之父,峥嵘岁月献身使命


上世纪60年代初,于敏先生参加到代号为“中子物理研究小组”的工作中,开展氢弹的基础研究。这一转变,影响了他的一生,他回忆说,“我曾经想过,等突破氢弹原理,我国自己有了氢弹以后,再回去搞基础科学研究。但是,世事难料,事不由人,一干就是40年,我几乎一生都从事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了”。


1965 年,于敏先生调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,历任理论部副主任、理论研究所副所长、所长、研究院副院长、院科技委副主任、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。在氢弹突破中,他组织领导攻关小组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,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,形成了从原理、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,起了关键作用,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。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,美国的T-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。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、设计,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。


从上世纪70年代起,于敏先生在倡导、推动国防高科技项目尤其是我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中,发挥了重要作用,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。


1984年于敏与邓榢先(左)在核试验基地(图片来源:中科院官网)


上世纪80年代初,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。为唤起注意推进发展,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“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”的报告,并立即指导组织开展理论研究。1986年初,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,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。事实证明,这项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,1985年、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,1985年荣获“五一劳动奖章”,1987年获“全国劳动模范”称号,1992 年获光华奖特等奖。

 

1999年9月18日,于敏在表彰为研制“两弹一星”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发言。(新华社发)


1999年9月18日,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“两弹一星”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,他被授予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 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了发言。他在发言中总结道,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,美国用了7年3个月,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,英国用了4年7个月,法国用了8年6个月。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,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。2015年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。

 

矢志科研终不悔,甘作崛起铺路石


当我们在读于老这首诗时,不难发现,“忆昔峥嵘岁月稠,朋辈同心方案求”是于敏先生及科研院的理论队伍在探索、攻克氢弹设想和途径时,“或日夜奋战在计算机房,或在办公室加班加点,每到晚上,科研大楼灯火辉煌”的写照,更是百日奋战时激情和艰辛岁月的浓缩,“大家前后在上海连续奋战了100个日日夜夜,终于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结构的基本完整的理论方案。这是充满激情和艰辛的一段岁月,也是每一位参加这段工作的科研人员难以忘怀的岁月!

 

“亲历新旧两时代,愿将一生献宏谋”,勾勒出了自幼经历抗日战争形成的忧患意识,到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,将一生奉献给祖国核武器研发,于敏先生说:“我当然不愿意打仗,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、完全禁止。可是,在50年代,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,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,就不能没有核武器。”他也坚信“核武器最终会被销毁”,和平与发展将真正成为现实。


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颁奖。(新华社 马占成 摄)


于敏先生在73岁作此诗,看到中华之崛起,我相信他是欣慰的。“喜看中华振兴日,百家争鸣竞风流” ,可见英雄暮年,得见祖国富强,国泰民安,他的欣慰与喜悦,少年时的心愿已经完成。


时代的使命与需要决定了于敏先生的人生道路和命运,而他在这条沉默且艰辛的核武器研究道路上,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核武器研究难题,贯注了全幅的生命与全部的感情,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,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深深铭记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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